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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冷战：黑客作为国家权力的关键资源
🕑 Added 2021-01-24 07:00:01 +0000 UTC《Hacker States》
弗兰克·丘奇-不归路河原野（Frank Church — River of No Return Wilderness）是美国爱达荷州一处受保护的荒原地区，1980年间由美国国会设立，1984年更名为目前的名称，以此纪念美国参议院议员弗兰克·丘奇。
丘奇提出了许多保护性法案，包括1964年的《荒野法案》，该法案划出并保护了910万英亩的联邦土地。他不仅是一位环保主义者，也是一位进步人士。丘奇是越战的强烈反对者，并主张政府的透明度和军事克制。他曾对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说过一句名言：”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政府对人民隐瞒真相，你就不能指望人民具有判断力”。
他的持久遗产与美国参议院研究政府在情报活动方面的运作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丘奇委员会主持了一项对美国情报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所从事的秘密监视行为的多年调查。
丘奇委员会的工作也挑战了国家通过破坏和扼杀政治异议来强迫政治顺从的企图。
1974年《纽约时报》记者 Seymour Hersh 对中央情报局（CIA）机密 “家族珠宝 “的调查 — — 这是一份长达八百页的特工报告汇编，内容涉及该机构所进行的非法活动 — — 为丘奇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参考；就像吹哨人 Christopher Pyle 早先揭露便衣美军针对反战抗议者进行的国内政治监视行动一样。
Hersh 记录了中情局如何经常进行违法的秘密活动，包括国内间谍活动、非法窃听、暗杀、国内监视、不公正的拘留、无证闯入、包括LSD的人体实验（迷幻药），以及针对众多政治团体的侵略性活动。丘奇将这些对公民权利的秘密入侵作为调查目标。
调查发现了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和秘密监视的令人震惊的细节。
例如，根据国家安全局的 SHAMROCK 计划，该机构可以直接获取通过西联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有用户通信的每日副本，然后对其 “监视名单 “上的美国公民的通信进行针对性筛查。在1973年该计划达到高峰期，这份监视名单上有六百多个名字，其中包括很多名人、活动家、和参加过政治抗议活动的普通美国公民。
公民调查组织在闯入联邦调查局在宾夕法尼亚州梅地亚的一个外地办事处后，揭露了 COINTELPRO。公民组织复制了档案中的所有文件，包括胡佛治下的监视档案备忘录和指令，其中包括针对非裔美国人社区和反战示威者中的具体监视目标。
这些揭露还证明了联邦执法部门很早开始就热衷于采用新兴技术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和镇压工具，无论是通过大量收集收发、过境和出境的通讯数据，还是闯入住宅和旅馆房间安装窃听器和监听电话。
他们入侵通信、突破物理空间、编制异议人士的档案、整合 “重点监视对象名单”、污名化不同意见，并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实施拘留。
简而言之，它集中、垄断和部署了各种资本 — — 武力、强制、技术、信息和象征 — — 来构建和维护其权力。试图消灭一切抵抗和社会变革。
最近几年，黑客入侵的数量已经显著增加。各种各样的黑客现在都加入了典型的计算机黑客的行列。事实上，黑客的文化含义已经扩大到现在几乎包括任何利用数字技术颠覆传统做事方式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黑客已经成为破坏的同义词，这个词指的是网络技术对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的挑战。
这本书对黑客和黑客行为的论述框架借鉴了黑客行为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一套与既定行为模式公开冲突的材料和技术实践。
这本书将 “黑客” 集中在作为入侵软件系统的人这一概念上。也就是说，这本书所指的黑客是参与通过网络、软件和/或硬件未经授权地访问和传输计算机中的数据的人（也包括那些为相同目的编写或设计间谍软件的人）。
与此不同的是，黑客行动主义 Hactivism 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反抗行动，它涉及使用黑客技术达到明确的政治反抗目的 — — 包括政治干预、协助异议人士、象征性的抗议、积极的颠覆和激进的透明度。
如今，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线下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与数字交织在一起；无论是社交媒体、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工作自动化，还是社会上各种关键基础设施，互联和网络技术都以亲密而又高度具体的方式交叉进入公民的生活，与物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再）生产捆绑在一起。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当前的网络战和国家黑客时代定性为另一场冷战，那就大错特错了。诚然，这里有小规模的冲突、有企业间谍和情报间谍的事例，也有强大的信号情报收集系统，但是，这样的描述并没有抓住国家黑客对国际和外交关系、数字资本主义和民主治理的全部影响和潜力。
地缘政治关系的特点是一种自我延续的 “不和平” 状态：国家间相互侵略和竞争的持续动态，这种动态仍然低于破坏和暴力（即战争）的门槛，但还是产生了有害的干扰，超出了和平竞争状态下可以容忍的范围。这不仅扰乱了传统的防御战略，也破坏和消解了各国传统上为应对对手侵略而采取的威慑模式。
- 不要错过，一份报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暗网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骇客》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领域并没有什么不同。技术先进的国家在对对手进行网络入侵时确实有防御性的利益 — — 它们通过主动出击以保护自己不受其他国家的侵略，但是，几乎所有这种入侵都无一例外地被解释为侵略性的。
由于在国家黑客领域，侵略性或防御性态势的转变同样涉及入侵对手的网络，这实际上使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
正是如此，导致了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入侵采取谨慎（有些人可能认为是麻痹大意）的态度，这种情况很有特点。不过，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因为麻痹和不作为会滋生对手的胆量。
还有一些网络战雇佣兵，如臭名昭著的 Hacking Team，只要有资金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他们。并且一些单独行动的黑客，如 Shadow Brokers 和 Phineas Fisher 他们的动机和来源都非常不透明。
最重要的是，在这种阴暗工作的背景下，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黑客行业（总部设在英国和美国），他们寻求与国家、银行和公司签订合同，试图将黑帽黑客的武器变成国家监控工具。即 丘奇委员会所调查的历史证据在当下的技术性延伸。
这本书建立在诸多黑客和网络冲突文献中所形成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正如您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有许多关于黑客的社会学和民族志的论述，都集中在黑客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上。然而，在考虑国家与黑客关系的问题上，其他论述主要是以对立的角度（即犯罪化）来看待这种关系，而没有对国家自身越来越多地使用黑客技术进行说明。
这是2020年的新书，它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以补充上述缺失。
这是个明显严重的问题。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有内部不透明的黑暗状态，因黑客行为的兴起而得到加强；运行世界上大部分商业、数字文化和政府职能的软件的漏洞被国家黑客所包庇，他们发现了这些漏洞，却不愿意公开，只想为自己所用；道德黑客的道德性因这些漏洞市场的不断增长而受到影响。最后，当国家通过混乱或暗中帮助反对派候选人获得压倒性优势时，国家间黑客行为已经威胁到民主选举的合法性。
黑客和黑客技术已经变成了表达和部署国家权力的关键资源。这本书将帮助您理解这件事，这对黑客主义立场的反抗者来说很重要。
